伍修权（1908年3月6日—1997年11月9日），男，祖籍湖北大冶，出生于湖北武汉武昌。著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第三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八、第十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第八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伍修权同志于1997年11月9日零时2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人物生平

伍修权，曾用名吴寿泉，祖籍湖北大冶，出生于湖北武昌。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

伍修权青少年时期，在陈潭秋、董必武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1923年冬，经陈潭秋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0月，由党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927年9月，进入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1929年到苏联远东边疆保卫局工作，1930年转为苏联共产党（布）候补党员。1931年5月，在中国革命的困难时期，他几经努力，不畏艰险，毅然回到祖国，投入艰苦的武装斗争。回国后即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到中央苏区后，伍修权先后担任闽粤赣军区司令部参谋，瑞金红军学校第一期连指导员、第二期政治营教导员、第三期军事团教育主任，军委模范团政委，军委直属第三师政委，福建军区汀（州）连（城）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务。其间，参与编写了我军早期的军事教材，编译了苏军战斗条令，参加了第三、四次反“围剿”。在芦丰战斗中，英勇作战，身负重伤。1933年秋，任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翻译，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1934年10月，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月，列席遵义会议。在与“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始终旗帜鲜明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遵义会议后，伍修权任红三军团副参谋长，参与组织抢渡金沙江、吴起镇、直罗镇等战役战斗。过草地时，提出了战胜敌人骑兵的有效战术。在红军陕甘支队期间，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起草了发布全军的政治训令。1936年4月，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参谋长，参加了东征战斗。1937年2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负责边区政府日常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2月，伍修权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他利用其公开合法的身份，帮助指导党的地下组织，培训干部，发展党员，扩大组织；作为沟通延安和苏联联系的主要通道，接收和转运了苏联援助的及西北地区支援的大量抗战物资；接送了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等党的主要领导和大批革命家，使办事处成为我党在西北地区的一处“战斗指挥所”和“革命接待站”。1941年7月，伍修权返回延安，担任中央军委一局局长。其间，在叶剑英的领导下，参加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主持研究制定了用政治手段粉碎敌人军事进攻的方案。1945年参与起草了朱德在“七大”的军事工作报告。同年8月，任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派伍修权赴东北工作，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参谋长等职。1946年4月，任军调处执行部长春分部我方负责人，同国民党及美方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了党的军事、政治斗争。1947年后任东北军区参谋长兼军工部政委。在此期间，他还担任东北军区军政学校校长，参与筹建了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和第一所海军学校，为我军海、空军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1950－1958年，伍修权先后担任外交部苏欧司司长、副部长、中国驻南斯拉夫首任大使等职。1950年1月，伍修权随周恩来总理赴莫斯科参加中苏会谈，并参与起草中苏友好条约等一系列工作。1950年11月，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中国提出的“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伍修权作为中国政府特派代表赴会，在联合国讲台上慷慨陈词，严厉驳斥美国及其同伙对我国的种种诬蔑和诽谤，痛斥了美国对我国领土台湾的入侵和战争威胁，维护了我国的主权和尊严。在担任驻南斯拉夫大使期间，他积极开展工作，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向党中央提出建议，为建立和发展中南友好合作关系、传播两国人民的友谊，作了不懈的努力。

1958年10月－1967年4月，伍修权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并曾兼任机关党委书记。

文化大革命中，伍修权不畏邪恶，刚直不阿，正气凛然。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挺身而出保护王稼祥等领导干部和受迫害的群众，坚决抵制林彪、康生一伙的倒行逆施并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遭到残酷迫害，被关押监护长达八年。

1975年4月，伍修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分管情报和外事工作。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认真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决议，拟制了新时期情报、外事工作方针和规划，主持修改了军队外事工作的有关规定，加强了国际战略形势的调查和综合研究，为党中央、中央军委若干重大决策提供了依据。

1980年6月，党中央决定伍修权为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工作指导委员会成员和特别法庭副庭长、第二审判庭审判长，领导参加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工作，胜利完成了这一令世人注目的历史性审判。

是第三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委，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八、第十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第八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在党的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

晚年伍修权

在担任中顾委常委期间，伍修权经常深入基层，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积极向党中央提出建议。他担任中顾委在京委员临时党委书记时，组织学习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领导完成了中顾委在京委员的整党。他还担任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兼检查组组长，主持查处了若干大案要案。参加了党的十三大筹备工作。担任过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他还担任了中苏、中俄友好协会会长，北京国际战略学会会长，老区建设促进会名誉会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顾问。在祖国统一、香港回归、维护国内安定团结、倡导两个文明建设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他晚年撰写了大量回忆文章——《我的历程》、《往事沧桑》、《回忆与怀念》、《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997年11月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岁。

人物贡献

参与审判反革命

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转折中，伍修权公正无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参与领导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正义审判。1980年中央成立审判工作领导小组，伍修权担任领导小组成员，并被任命为特别法庭副庭长。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审判的主犯，都是军中的“老资格”，伍修权被认为在资历、声望和素养上都足以震慑罪犯、驾驭局面，因而被任命为庭长。在不到两个月里进行的42次庭审中，伍修权出庭30次，主持了其中的16次。那时他已是72岁高龄，仍然挺直腰杆坐在审判席上，庭审结束后马上到后台进行总结，参加有关会议，完全顾不上休息。在如何量刑问题上，面对社会上一片喊杀声，伍修权非常冷静地说：“我们都曾亲身受到林彪、江青的迫害，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克服可能有的感情作用，要更加客观冷静地处理这件事，要经得起后代人的检验。”这充分体现了一个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政治气度。

领导建设辽沈战役纪念馆

伍修权同志十分关心位于锦州的辽沈战役纪念馆，积极筹划和推动新建辽沈战役纪念馆。

198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厅字【1985】139号）《关于修建辽沈战役纪念馆的批复》，

伍修权同志为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奠基

同意在锦州修建辽沈战役纪念馆。1986年4月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任命曾在辽沈战役中担任东北军区参谋长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伍修权同志为建馆委员会主任，直接领导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的建设工作。在伍修权同志主持下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先后召开了四次会议，审定了建筑设计方案、陈列大纲细目、陈列艺术设计方案和全景画创作样稿，解决了资金不足等建馆工作中的各种重大难题，用二十个月的时间，使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在辽沈战役胜利四十周年之际（1988年10月31日）胜利落成并对外开放。

在建馆之初，伍修权同志提出了建设全景画馆的设想，并对全景画馆的具体创作提了原则意见。

伍修权与部分建馆委员会委员视察工地

后来，由于建馆资金缺口较大，有人提出全景画馆停建或缓建时，伍修权同志坚持要把全景画馆按时搞完。事实证明《攻克锦州》全景画馆的建设突出了辽沈战役纪念馆的特点。《攻克锦州》全景画具备了和世界上大型全景画同等规模的巨大篇幅，填补了我国博物馆事业和美术事业的一项空白，成为中国博物馆和艺术史上的开山之作。

伍修权同志十分关心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的建设与发展，曾多次到辽沈战役纪念馆视察（其中曾六次到建设工地考察），并把自己在东北三年解放战争中穿过的大衣捐赠给辽沈战役纪念馆，还给辽沈战役纪念馆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

伍修权在《攻克锦州》全景画创作现场

辽沈战役纪念馆建成后，伍修权同志仍一直关心辽沈战役纪念馆的事业，1988年10月31日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结束历史使命后，经伍修权同志提议又成立了辽沈战役纪念馆管理委员会。另外在园区规划建设、修建东北解放烈士纪念碑廊和朱瑞将军塑像等项工作上，都得到了伍修权同志的支持和肯定，并为位于辽沈战役纪念馆院内新建的东北解放烈士纪念碑题写了碑名。1990年10月，伍修权同志为辽沈战役纪念馆题词：“建馆昭英烈、树碑启后人”。 [5] [6]

主持编辑《辽沈决战》

1983年8月13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的陈云同志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辽沈决战》一书编辑出版会议。会上经陈云同志提议，成立了《辽沈决战》编审小组。并决定由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辽沈战役纪念馆共同负责这个项目。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

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合影

员会成立后，伍修权同志作为编审小组成员，实际主持《辽沈决战》编辑工作。在伍修权同志及《辽沈决战》编审小组其他成员和《辽沈决战》编辑部组成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由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和《辽沈决战》编审小组合编的《辽沈决战》（上、下）一书，于1988年10月辽沈战役胜利四十周年之际由人民出版社顺利出版，并在1988年10月31日上午9时28分，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落成典礼上首发。

《辽沈决战》（上、下）出版后，许多老同志反映还应增加和补充资料，才能全面展现辽沈战役全过程。于是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决定编辑《辽沈决战》（续）。伍修权同志继续担任编审小组成员，并亲自担任编辑部主编，全面负责编辑工作。辽沈战役纪念馆管理委员会和《辽沈决战》编审小组合编的《辽沈决战》（续）于1992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侵略朝鲜、中国台湾和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并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提案，严正要求联合国大会及安理会召开有关讨论美国侵略中国、侵略朝鲜的会议，必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参加。时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年仅42岁的伍修权作为特别代表率团出席了这次会议，参加了“美国侵略台湾案”的辩论，在纽约掀起了一场“红色风暴”。

伍修权左一乔冠华左二龚普生在联合国

美国侵略朝鲜和台湾直接威胁到新中国的安全，也引起了国际上的严重关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为了抵制美国势力侵入东方各国，对我国表示全力支持；印度等友好邻邦对我国的处境也十分关注和同情，力图缓和调停这一紧张局势；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则竭力为其侵略行径辩护，企图扩大其侵略成果。这样，官司就打到了联合国。8月，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代表中国政府致电联合国，控诉美国的武装侵略，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侵略者，促其撤退侵略军。美国政府则利用联合国进行反扑，于是在当年联合国安理会的议程上，就出现了两个重要议题。一个是由我国提出的“美国侵略台湾案”，一个是美国为反诬我国而提出的“中国侵略朝鲜案”。按照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的规定，安理会在讨论有争端的问题时，应当邀请有关的当事国参加讨论。鉴于这一规定，安理会于1950年9月29日通过决议，同意由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参加“美国侵略台湾案”的讨论，表达中国政府的立场。

经过郑重研究，毛泽东、周恩来最后决定派出伍修权作为特使率团前往，并确定了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伍修权是一位久经革命斗争风浪考验的具有文韬武略的将才，是当时出任中国政府特派代表的最佳人选。

1950年10月23日，周恩来以外长名义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伍修权为大使衔特派代表，乔冠华为顾问，其他人为特派代表之助理人员，共9人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提出控诉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1950年11月14日，中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北京，肩负着崇高使命向联合国所在地---美国纽约成功湖出发。

1950年11月24日早上6点13分，代表团乘坐的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班机在纽约机场降落。这天也正是麦克阿瑟宣布要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事回家过节的日子。中国代表团为人关注的程度可想而知。第二天，中国代表团抵达纽约的消息成了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

第一次来到美国的心脏地带，代表团每个人都保持着高度警惕。伍修权曾回忆说，当时大家看到地毯上因静电擦起的火花，都会想一想，这是不是什么特殊的特务装置。为了防止被窃听，大家不在房间里谈论工作，需要商量事情的时候，就到饭店旁边的一个公园里，边散步边商量。

1950年11月27日上午11点20分，联合国安理会秘书处才通知，正式邀请中国代表团出席安理会会议。中国代表团赶到成功湖联合国总部已经12点。

中国代表团进入会场的时候，苏联外长维辛斯基正在发言。他看到伍修权等进来，立即停下原来的讲话，说：“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会议，预祝他们工作成功。”

代表团被工作人员引导到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文标签的席位上。伍修权的旁边是英国代表杨格，再过去就是美国的杜勒斯。按议程，当天中国代表不发言，只是亮个相，向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已经来到联合国。

1950年11月28日下午，联合国安理会开始讨论我国提出的“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在这次会上，伍修仅代表我国政府发表了长篇演说。他首先庄严宣告：“我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命，代表全中国人民，来这里控诉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包括澎湖列岛）非法的和犯罪的行为。”接着，伍修权列举大量历史和当时的一系列事实后明确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政府的武装力量侵占了台湾，这就构成了美国政府对中国公开直接的武装侵略行为。”伍修权着重批驳了“台湾地位未定论”，特别是“台湾地位的确定须待对日和约签订”的谬论。他说：“美国政府侵占台湾，本来是没有丝毫理由的，然而为了要侵略，它需要找出‘理由’来，说是‘台湾地位还没有确定’啊，因此美国武装侵略台湾，不能算是美国侵占了中国的领土。”“这样说行不行呢，不行的。首先，1950年1月5日的杜鲁门反对1950年6月27日的杜鲁门。1950年1月5日，杜鲁门说：‘美国及其盟国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当时杜鲁门先生并没有以为对日和约已经签订了。其次，罗斯福总统反对杜鲁门。1943年12月1日，罗斯福总统庄严地宣布了‘日本所窃取于中国的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应归还中国’的《开罗宣言》，当时罗斯福总统或其他任何人也不以为在对日和约签订以前《开罗宣言》是无效的，以为满洲、台湾、澎湖列岛在那时以前仍然应当归日本所有。”“台湾的地位早就决定了，台湾根本不存在什么地位的问题。台湾只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政府武装侵略我国领土台湾的问题。因此说是由于对日和约尚未订立，台湾的地位不能决定，应该由联合国审议的一切说法是同历史开玩笑，同现实开玩笑，同人类的常识开玩笑，同国际协定开玩笑，同联合国宪章开玩笑，是杜鲁门总统同杜鲁门总统自己开玩笑的荒谬绝伦的不值一驳的笑话。”这一席逻辑严密、言词锋利、对美国政府极尽冷嘲热讽的话，使美国代表奥斯汀气得脸红脖子粗，狼狈不堪。

伍修权进而揭露：“美国的实际企图是如麦克阿瑟所说的为使台湾成为美国太平洋前线的总枢纽，用以控制自海参崴到新加坡的每一个亚洲海港。”把台湾当成美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针对“美国未曾侵略中国领土”之说，伍修权质问道：“好得很，那么，美国的第七舰队和第十三航空队跑到哪里去了呢？莫非是跑到火星上去了？不是的……它们在台湾。任何诡辩、撒谎和捏造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铁一般的事实：美国武装力量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

伍修权又说：“美帝国主义者现在走的正是1895年日本侵略者走的老路。但是1950年毕竟不是1895年，时代不同了，情况变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富有反抗精神和高度警惕的中国人民，一定能驱逐一切侵略者，恢复属于中国的领土。”最后，伍修权代表中国政府向安理会提出三项建议：第一，谴责和制裁美国侵略台湾及干涉朝鲜的罪行；第二，使美国军队撤出台湾；第三，使美国和其他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奥斯汀对伍修权的发言进行答辩，辩解美国没有侵略中国，也没有干涉中国内政。由于根本违背事实，他的发言连西方国家的代表听了也不时摇头。伍修权对此质问奥斯汀：“自8月27日到11月25日，侵略朝鲜的美国武装力量侵犯中国领空，据初步统计，已达200次，毁坏中国财产，杀伤我中国人民。我质问奥斯汀先生这是不是侵略？自从6月27日以来，美国第七舰队侵入我国台湾领海，以阻止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台湾行使主权。我质问奥斯汀先生，这是不是侵略？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花费60多亿美元帮助中国国民党集团发动内战，美国武器杀伤了数百万中国人民，我质问奥斯汀先生，这是不是干涉内政？”铁证如山，事实俱在，全场鸦雀无声，不少代表的目光冷对奥斯汀。奥斯汀紧张窘迫，再不敢张口。

伍修权的演说2万多字，讲了近2个小时，各国代表通过同声翻译收听了发言内容。这篇大义凛然的发言，轰动了美国和西方世界。事后有人对伍修权说，他演说时嗓门很高，劲头特足，不论是发言的内容，还是演说的声音，都把会场给震动了，就像把中国人民憋了多年的气，一下子吐了出来。

演说结束后，许多人上前同他热烈握手，向他表示欢迎和祝贺。

伍修权的发言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连一般的美国老百姓也感到非常惊讶，因为毕竟还没有哪个国家在联合国这样谴责过美国人。当时有一个美国黑人对代表团说：“你们这次发言，是有色人种第一次指着美国人的鼻子谴责他们，告诉他们地球上不仅只有美国人存在，而且还有其他的人居住着，你们的控诉使黑人更有希望了。”

1950年11月29日，安理会继续开会。这次会议开始是讨论美国诬蔑我国的所谓“侵略朝鲜案”，安排了南朝鲜(今韩国)的代表第一个发言。中国代表团为了表示抗议，拒绝参加这种讨论，入场后有意不到会议席就座，而坐在大会的贵宾席上，只参加旁听。南朝鲜代表发言后，蒋介石的“代表”蒋廷黻接着发言。为了便于同他进行斗争，中国代表团又坐回到会议席上，准备伺机予以反击。蒋廷黻的发言除了照例对中国新政府进行攻击辱骂外，又为其美国主子的侵略罪行辩解开脱，还引用了一些十分可笑的“证据”。蒋廷黻口口声声“代表”中国，发言时使用的语言却又不是中国话，从头到尾用的都是英语。待他发言完毕，伍修权马上要求临时发言：他首先指出蒋廷黻只是国民党残余集团的所谓“代表”，根本无权代表中国人民，接着伍修权抓住蒋廷黻发言不讲中国话的“小辫子”嘲笑挖苦说：“我怀疑这个发言的人不是中国人，因为伟大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的语言他都不会讲。”这下弄得蒋廷黻十分狼狈，也给了与会者深刻的印象。中国代表团在会上理直气壮地使用着祖国的语言，并为此“敲”了蒋廷黻一下。这是一段即席讲话，事先没有稿子，只由大会的同声翻译临时译成外语并广播出去。当时翻译这段话的是位中国女同胞，名叫唐笙，曾经在英国受过教育，英语很出色。伍修权这段即席发言，她翻译得顺畅准确，带有相当的民族自豪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使在场听众再次感受到中国代表的智慧与风采。

1950年11月30日，安理会继续就我国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和美国的所谓“中国侵略朝鲜案”进行讨论。奥斯汀极力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到朝鲜问题上，企图通过对他们有利的提案，最后又操纵表决器，否决中国关于谴责和制裁美国侵略者、美军自台湾和朝鲜撤退的提议。对这一无理决定，伍修权强烈声明：“只准帝国主义侵略，不准人民反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要告诉奥斯汀先生，美国的这种威胁是吓不倒人的！”

1950年12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多数通过决议，将诽谤我国“侵略朝鲜”的提案列入联合国议程。中国代表团在这一颠倒黑白的提案通过后，愤怒地离开会场。接着，联合国又在美国操纵下，宣布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均无限期休会。联大的这些决定，实际上取消了中国代表团利用联合国讲坛同美帝国主义者进行斗争的机会。中国代表团便适时地采取了别的斗争方式，把在联合国会场内的斗争，转移到会场以外来。

1950年12月16日下午，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所在地成功湖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伍修权根据我国政府指示，对各国记者发表谈话说，中国代表团是为争取和平来的，我们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种种合理建议，“但是不幸地、虽然并非是出乎意料之外，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集团的操纵下，拒绝了我国政府这个合理的和平的建议，对此，我们表示坚决的反对和抗议”。由于美国政府的操纵，联合国未能继续讨论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但是，我们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音是应该被全世界听到的，因此，我把准备在联大政治委员会的发言，在这里分发给大家。同时，我们对于美国政府如此操纵联合国，不让我们有继续发言的机会，表示愤慨。最后，他又通过记者向用各种方式对中国代表团表示欢迎和友好的美国人民表示衷心感谢，深信中美人民定能战胜美国统治集团的侵略政策，使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发展下去。

面对美国操纵联合国无限期休会的情况，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说：“伍修权将军及其随员已无留在成功湖的必要，故已命令伍修权将军等于12月19日启程回国。”

1950年12月19日，代表团完成了此行的任务，离开美国回国。就在代表团准备起程回国的前夕，1950年12月16日，美国宣布冻结中国在美资产，包括全部存款。当时代表团带到美国的经费也存在当地的银行里。因为即将回国，代表团大部分的钱已经取出来了，最后只有680美元被冻结在那里，损失不大。

至此，伍修权历时37天的联合国之行，胜利结束。这是新中国的外交代表第一次在联合国控诉美国对中国的侵略，显示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不怕鬼、不信邪的英雄气概，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美帝国主义的威风。美国有的报刊评论说：“红色中国的外交强硬，这是蒋介石政府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人物成就

军事成就

伍修权是一员儒将，戎马生涯几十年，几度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参与机枢，筹划大局，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建立了卓著的功勋。叶剑英元帅曾经称赞伍修权同志“文武双全”。

伍修权是我军陆、海、空三军院校建设的开拓者之一。留苏回国后，他就在中央苏区新创建的红军学校执教，为培养我军早期指挥人才和建军骨干做了大量工作。解放战争期间，他兼任过东北军区军政学校校长，着力培养军事人才。抗战胜利之初，一批日本空军人员向我军投降，伍修权根据彭真同志指示，亲自出面做这些人的工作，接收他们为我军工作，使我军能够很快在牡丹江建起第一所航校。1949年2月，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起义，辗转到达东北葫芦岛，伍修权代表毛主席、朱德总司令欢迎和慰问起义官兵，并以他们为基本力量，在丹东参与筹建了我军第一所海军学校。他以极大的热情支持航校、海校的建设与发展，为我军空军、海军的创建做了人才准备。

伍修权还是我军情报工作的卓越领导者，他非常重视对情报的搜集和研究。战争年代，他善于把隐蔽斗争手段与公开合法斗争方式结合起来，通过各种渠道捕捉有价值的情报，完成了很多特殊任务，为党中央、毛主席决策提供了大量可靠的信息资料和对策建议。他到总参谋部工作后，大力加强情报战线的思想、组织、作风和手段建设，开拓了我军情报工作的新局面。他高度重视对世界形势的分析与研究，经常组织有关人员研讨国际战略格局的发展趋势，亲自掌握国际重大事件的动向，及时向中央提出报告和建议，为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提供依据。

外交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伍修权转入外交战线，成为周总理处理外交事务的得力助手。他作为新中国的代表，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穿梭往来于世界各国，频繁出现于国际政治舞台，在尖锐复杂的国际斗争中，身负重任，不辱使命，表现了新中国一代外交家的卓然风采。

伍修权是我军军事外交的开拓者和领导者。1938年2月，他担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根据中央指示与苏联接触。在他和其他同志的努力下，兰州成为我党我军对苏军事交往的重要枢纽，接转了苏联为支援我国抗战派出的自愿航空队，接收了由苏联运来的军援物资。1946年4月，中央派伍修权担任军调处执行部长春分部我方负责人，工作中既要和国民党代表打交道，又要和美国人打交道。他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在战场上夺到的东西，绝不能在谈判桌上失掉，为此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圆满完成了党赋予的任务。1975年4月，伍修权在任副总参谋长期间，主管军队外事工作。他按照邓小平同志确定的大政方针，清除林彪反革命集团影响，顶住“四人帮”干扰，主动配合国家外交，积极开展军事外交，邀请外国军事代表团来华访问，同时派出军事技术考察小组学习外军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增进了我军与友好国家军队的友谊。

人物评价

伍修权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为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在长达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遇到任何艰难曲折，始终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原则，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公道正派，不畏邪恶，敢讲真话。他顾全大局，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勤于学习，勇于探索，团结同志，爱护下级，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他自觉执行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廉洁自律，艰苦朴素，严格要求亲属子女及身边的工作人员，教育他们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衷心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他以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身体力行实践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言。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党，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他的光辉业绩将永载史册，他崇高的革命精神和无私的革命品德，将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

伍修权（历史风云中的一代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