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康（1917年9月1日—2017年11月6日），1917年9月1日，江苏省吴江县人，1950年加入九三学社，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鱼类学家和淡水生态学家，中国淡水生态学奠基人、鱼类实验生物学主要开创者。

193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获理学学士学位，1939-1945年为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研究生、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47年毕业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研究生院，获哲学博士学位，1949年2月回国。1950年起先后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曾任政协湖北省第四、第五、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政协湖北省第七届委员会副主席，湖北省科协第二、第三届主席，九三学社湖北省委员会主委，中国科学院水生所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开放研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首届主任。

2017年11月6日，刘建康先生因病在武汉逝世，享年100岁。

人物生平

1938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生物系，获理学士学位。1947年获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早期从事鱼类学研究工作，对鳝鱼性别逆转现象进行了专门研究。

刘建康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一个银行小职员家庭，父亲刘振奇长期在上海麦加利银行任职员，母亲操持家务。父母亲对他要求非常严格。刘建康幼年时就读于上海毓贤小学，毕业后随家迁居苏州，入苏州中学，读完初中后考入东吴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1934年，刘建康考入东吴大学理学院生物系。该系徐荫祺、刘承钊等教授对刘建康有深刻的影响。1935年，东吴大学生物系在上海举办淡水生物展览会，系里派正在上二年级的刘建康跟随刘承钊教授做展出工作。通过参加这次展览会，刘建康对淡水生物，特别是对淡水鱼类产生了兴趣，对他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了对我国的侵略，刘建康随东吴大学迁往浙江湖州，后又到四川成都，借读于华西协和大学，1938年毕业，获东吴大学理学士学位。刘建康由于在大学期间一直被评为优等生，获得了国内和美国教会大学校际“BBB”(Tri-beta)荣誉毕业生奖章。

1939年，经刘承钊教授推荐，刘建康到内迁四川重庆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当伍献文的研究生，从事鱼类学研究工作。在这期间除进行鱼类分类学研究之外还进行了鱼类形态解剖学、器官功能等研究工作。刘建康用烧灼鳝鱼全部鳃条的方法，研究鳝鱼的呼吸器官，证明鳝鱼靠口喉部上皮组织直接利用大气中的氧气，而非通过鳃利用溶于水中的氧。

1940年，在中央研究院动植物所丛刊第11期上，与伍献文教授联名发表了论文《口喉表皮是鳝鱼的主要呼吸器官》。

1941年，刘建康晋升为助理研究员。接着，他又进行了鳝鱼性转变的研究，揭示了鳝鱼始原雌雄同体现象。

1944年，在中央研究院动植物所丛刊第15期上，以个人署名发表了论文《鳝鱼的始原雌雄同体现象》。英国皇家学会WSBullough在1947年世界著名的《自然》杂志上对刘建康的论文做了高度评价。1945年，刘建康晋升为副研究员。

1945年秋，刘建康经设在重庆的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李约瑟(英国生物化学家、科技史学家)博士介绍，到加拿大麦基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46年1月抵达加拿大，先师从麦基尔大学实验胚胎学家H霍尔弗雷特博士，后由动物系的斯特科纳讲座贝锐尔教授指导博士论文，论文的题目是《筒螅生殖巢的形成与种质细胞的起源》。该论文指出德国生物学家魏斯曼在筒螅研究中的错误，进而对魏的种质连续学说提出异议。1947年秋，刘建康获得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博士学位。

此后，应美国伍兹霍尔实验细胞学实验室主任R钱伯斯教授聘请，刘建康赴美国任该实验室副研究员。一年后，应麻省北安普顿史密斯学院罗斯教授聘请，任该学院研究员。

刘建康心系中华，认为自己的事业在祖国，出国深造是为了更好地为祖国服务。学成之后，即刻提出回国。钱伯斯教授和罗斯教授都很赏识他的才干，劝他留在美国，许诺给予优厚待遇，提供良好工作条件，并主动提出将他的未婚妻接到美国安排工作。刘建康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于1949年2月返回祖国，到上海任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1950年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水生生物研究所，刘建康被聘为研究员。同时，兼任苏州东吴大学教授。

1954年，刘建康随水生生物研究所迁往到武汉，先后任鱼类学组组长、湖泊水库研究室主任，对淡水鱼类学进行了多方面研究。

1951年又发表了论文《鳝鱼雌雄性别转变过程中生殖腺的组织学改变》，连同1944年发表的《鳝鱼始原雌雄同体现象的发现》，共同构成他对低等脊椎动物性别分化机理研究的思路。20世纪50年代初，刘建康在江苏省进行池塘养鱼高产的研究，创出亩产超1000斤的成果。于1955年发表了论文《养鱼池单位面积产量试验》，被水产界公认这是对我国传统养鱼经验方面的科学总结。论文中的数据为英国学者CFHickling在其所著《鱼类养殖》(1962)中引用。刘建康对江苏五里湖、湖北梁子湖进行鱼类资源和生态调查，先后发表了《梁子湖的自然环境及其渔业资源问题》及《从生物生产力角度看湖泊渔业增产的途径》两篇论文。

1957年，他主持进行长江鱼类生态调查，历时3年之久，总结出一套系统资料，填补了我国淡水鱼类生态学的空白。

青鱼、草鱼、鲢鱼、鳙鱼是我国四大淡水鱼类，习惯称做“四大家鱼”。刘建康通过调查长江宜昌江段鱼产卵场的分布情况，成功进行了草鱼和鲢鱼的人工授精和孵化。他们给未充分性成熟的青鱼注射鱼类脑垂体催情，使其提前产卵，为日后我国“四大家鱼”人工繁殖打下了基础。

我国渔业生产比较注重池塘精养，却对大面积的湖泊、水库利用不够，长江中下游湖泊对发展渔业有巨大潜力。这些天然湖泊大多数是靠鱼类的自然繁殖、生长，渔民无限制地捕捞，很少进行人工放养，即使有几个中小型湖泊实行人工放养，也大多亏损，所以大水面渔业一直发展不起来。位于水生所旁边的武汉市东湖养殖场人工放养也是年年亏损。渔业生产向水生所提出了课题。1972年，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组织科技人员与东湖养殖场合作开展东湖渔业增产和稳产高产试验，1973年起该课题由刘建康主持。他提出调整放养对象、提高鱼种规格、改进拦鱼设施、控制凶猛鱼类和改革捕捞技术等五项措施，东湖鱼产量连续7年平均每年以235%的幅度递增，1971年180吨，到1978年达到801吨。这项工作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到1990年东湖鱼产量达到1240吨。这项科研成果对发展大水面养鱼起到了示范作用。

在东湖渔业增产和稳产高产试验工作获得成功之后，刘建康的科研工作又向更深层次发展，提出了“东湖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与生物生产力的研究”。开展生态系统的研究，是刘建康由来已久的学术思想。20世纪70年代，他就提出，我国鱼类区系和形态学研究已有较好基础，今后应该转向鱼类的个体生态学、种群生态学和生态系统的研究。上述两个课题正是他学术思想的体现。这两项工作分别获得1982年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奖二等奖和1988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979年，刘建康提出了“人类经济活动对湖泊生态系统的影响”的研究课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国际“人与生物圈”科研项目中。80年代，又开始了东湖富营养化的研究。刘建康关于淡水生态学的学术思想不断发展和成熟，成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主要科研方向，创建了“东湖湖泊生态系统实验站”及“淡水生态和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东湖湖泊生态系统实验站”是我国淡水生态系统研究最早、最系统的站，是“中国科学院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的重点站。1989年，国际湖泊环境委员会(ILEC)与联合国环境计划署(UNEP)联合出版的《世界湖泊环境数据书》中介绍了东湖的研究工作：“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科学活动，使东湖成为世界湖沼学家最熟悉的中国湖泊之一。”这与刘建康的学术思想和多年的辛勤工作密不可分。1997年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生命科学科技进步奖。

大学毕业后，经刘承钊推荐，于1939年到当时迁至四川北碚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当伍献文的研究生。伍献文是刘建康在鱼类学专业知识和科研能力方面获益最多的导师，两人共事达40 余年。在伍献文指导下，他所从事的鱼类学研究工作顺利开展。1941 年任该所助理研究员，1945年升任副研究员，其间于1944年考取中英文教基金会第八届留英公费生，1945年抗战胜利后由中英科技合作馆馆长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介绍，于1946年1月到加拿大麦基尔（McGill）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先后问学于实验胚胎学家H.霍尔弗雷特（Holtfreter）和N.J.贝锐尔（Berrill）。1947年秋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博士（Ph.D.）学位，博士论文的题目为《筒螅生殖巢的形成与种质细胞的起源》和《种质、魏斯曼、与水螅纲》，与导师贝锐尔联名发表在1948年的美国《形态学杂志》和《生物学季度评论》上。刘建康根据对筒螅的检查和实验所得的结果，指出德国生物学家魏斯曼在筒螅研究中有观察上的错误，并进一步对其种质连续学说提出了质疑。

刘建康获博士学位后，随即应美国伍兹霍尔实验细胞实验室主任R.钱勃斯（Chambers）之聘，任该实验室副研究员，从事微体操作和组织培养实验。一年后应麻省北安普顿（Northampton）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M.罗士（Rose）之聘，任动物癌症研究基金项目的研究员。钱勃斯和罗士对他的才干极为赏识，都劝其留在美国，罗士学主动提出要他把未婚妻也接到美国来并允诺安排其工作。刘建康表示他的科学研究事业在祖国，谢绝了他们的挽留，遂于1949年2月回国，在上海任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1950年1月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成立，刘建康任该所研究员，在该所设在无锡的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工作；1951年兼任苏州东吴大学生物系教授。其间曾编著10万字的《鱼》一书，所得稿酬全部捐献以购买飞机大炮，支持抗美援朝战争。

1954年秋水生所迁至武汉，刘建康除继续任研究员外，先后担任鱼类学组组长、湖泊水库研究室主任，1979年担任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1983年任所长，1987年起担任名誉所长。1989～1993年任淡水生态和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1980年刘建康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任生物学部常委。他还

任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委员（197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物科学部第一届、第二届学科评审组成员（1986 年8月～1990年6月），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长江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专题”专家组成员（1984年～），国家科委、水利部、能源部“七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长江三峡工程重大科学技术研究”生态与环境专家组专家（1986～1991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届、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86年6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批理学博士学位研究生指导老师（1981年～），中国科学院第二届学位委员会委员（1984～1987年）。

刘建康是湖北省科协第二届、第三届主席（1984年1月～1992 年4月），1992年起任第四届名誉主席；1980年～1993年任政协湖北省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1993年5月起任政协湖北省第七届委员会副主席。曾提交《关于开发湖北水体生物生产力的战略设想》报告，提出开设湖北“四湖”地区，组建湖北省环境与国土研究中心等建议，均被采纳并得到落实，对湖北省经济建设和科学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刘建康1950年加入九三学社，1986年至今先后任九三学社湖北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1988年当选九三学社第六届中央委员，1992年当选九三学社第七届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务委员。

刘建康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当选为党的十三大代表。

他还是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副理事长（1979年～）；中国鱼类学会第一届、第二届理事长（1979～1989年）、名誉理事长（1989年～）；曾任《水生生物学报》主编（1984～1990年）、《海洋与湖沼》学报副主编（1984年迄今）、英文版《中国海洋湖沼学报》编委（1982年～）、德国《应用鱼类学杂志》（Joumal of Applied Ichthyology）编委（1985～1992年）、中美《生物医学与环境科学学报》（Blomedica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ees）编委（1997年～）、德国《FRESENIUS环境快讯》顾问（1991年～）。

刘建康曾作为我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代表团成员出席“人与生物圈”国际协调理事会议，作为中国科学院代表团成员赴日本进行学术交流，还曾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会上报告论文。他还非常重视培养年轻的科技力量，先后招收培养研究生14名，其中博士生11名。1992年，刘建康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收入《国际知识界名人录》（第9版）。

技术成就

我国鱼类学研究早期偏重于分类学，兼及形态解剖。刘建康20 世纪40年代在伍献文指导下进行鱼类学研究也是从这些方面入手，但又不囿于此。他在研究鳝鱼呼吸器官时，用烧灼鳝鱼全部鳃条的方法，证明了鳝鱼的主要呼吸器官不是鳃，呼吸功能不是靠水里溶解的氧，而是靠口喉部上皮组织直接利用大气中的氧。接着他又揭示了鳝鱼始原雌雄同体现象，并对其雌雄性别转变过程中生殖腺的组织学进行了深入研究。性别的转变在脊椎动物里绝大多数属于畸形状态，但在鳝鱼中则是正常的、规律性地由雌性变成雄性。这项研究为低等脊椎动物性别分化机理的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有关研究论文发表后，英国《自然》杂志曾登载国外学者就此项发现的意义所作的高度评价。该学者认为刘建康的“这篇文章，为低等脊椎动物性别决定的机理提供了新的和引人入胜的证据，并为这个主题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该学者在结论中指出脊椎动物的祖先原本是雌性先熟的雌雄同体，只是由于在进化过程中确立了一项染色体机制，才使雄性个体越来越早地、雌性个体越来越晚地由雌性转为雄性。因此今天的鳝鱼，可能仍旧保持着脊椎动物远祖的原始性别状态，值得进行更深入和更广泛的研究。日本、美国、苏联等有关研究论文和教材中都曾引用了刘的文章。刘建康还开展了斗鱼体内渗透压的调节，鲤、鲫人工杂交试验等项研究，把传统的静态的鱼类学研究逐渐延伸扩展到生态和生理实验领域。

20世纪50年代，刘建康先后到江苏五里湖、湖北梁子湖进行鱼类资源和生态调查；1957年，他又主持了长江鱼类生态的调查研究，在四川木洞、湖北宜昌、江苏崇明分设工作站进行采集调查和定期定点观察，前后历时三年，总结出一套系统的鱼类生态学资料，填补了我国淡水鱼类生态学的空白。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淡水鱼类生态学的最系统、最完整的集体工作和成果，所得资料成为后来论证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和三峡大坝对鱼类生态影响的重要依据。

我国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养鱼经验，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部养鱼著作《养鱼经》。进入20世纪后，科学日益发达，传统的养鱼经验有待进行科学总结，新兴的鱼类人工繁殖、生物技术等有待普及推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曾有外国科学家向中国科学院询问中国池塘养鱼何以能高产，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把这个问题交给了刘建康。为此他到江苏开展实地试验，并请当地富有经验的渔工一起参加，结果亩产超过了500千克。1955年，他发表了《养鱼池单位面积产量试验》，被公认为是对中国传统养鱼方法进行科学总结的样本。在文章中，他首次提出了草鱼、青鱼的饲料系数，受到国内外的注意，英国学者C.F.希克林（Hickling）在其《鱼类养殖》（1962年）一书中引用了刘建康的试验数据。草鱼、青鱼、鲢和鳙是我国淡水鱼类资源中最具代表性的鱼类，习惯称为“四大家鱼”。20世纪50年代早期刘建康曾到长江宜昌江段调查家鱼产卵场的分布情况，并成功地对草鱼和鲢鱼进行了人工授精与孵化。他指导助手采用给未充分成熟的青鱼注射鱼类脑垂体激素催情的方法，使其提前产卵，为后来我国“四大家鱼”成功地进行人工繁殖提供了技术条件。

1959年，水生生物研究所在全国水产科技与教育会议上提出总结我国淡水养鱼经验并写成专著的倡议，得到大会支持并委托水生生物研究所主持其事。刘建康承担了“饲养鱼类的繁殖”这一章的撰写任务。1961年，《中国淡水鱼类养殖学》正式出版。1992年，《中国淡水鱼类养殖学》第三版问世，并被列入“当代科技重要著作”丛书，刘建康领衔主编，但他却谦虚地说：“这是集体成果，许多同志都参加了编写和修订工作。”

一段时期内，许多渔业生产单位片面重视发展精养鱼池，而忽视了海湾、滩涂、湖泊、水库等面积比鱼池要大得多的水域，即大水面的渔业利用。我国人均水产品占有量还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而我国内陆可以进行养殖的大水面有7500万亩之多。为此，刘建康多次在不同场合并通过新闻单位申述和呼吁，应该重视大水面的开发利用，促使我国渔业生产跃上一个新台阶。他的建议获中国科学院经费支持，经在湖北洪湖进行大水面综合开发示范试验，“七五”期间取得了5年内鱼产量由300万千克上升到800万千克的可喜成果。现在，大水面开发利用在全国日益受到重视，各地产业部门纷纷展开了大水面养殖工作。

从20世纪50年代起，刘建康就开始参加东湖的淡水生物学研究。这项研究初期的工作主要是各类水生动植物的区系、分类学研究和对浮游生物数量季节波动的观察和记录。20世纪60年代开始，刘建康组织研究室力量，进行浮游植物初级生产力和浮游动物各类群数量变动规律的研究及水生维管束植物、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定性和定量分析。20世纪70年代，刘建康明确提出，我国鱼类区系和形态学研究已有较好基础，今后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到鱼类个体生态学、群体生态学和系统生态学的研究领域。他主持“东湖渔业增产和稳产高产试验”，采取了调整放养对象、提高鱼种规格、改进栏鱼设施、控制凶猛鱼类和改革捕捞技术等五项综合措施，使东湖的鱼产量从1971 年的180吨逐年上升，到1978年试验结束时已达801吨。连续7年平均每年以23.5%的幅度递增，其单位面积鱼产量和递增速度在国内外同类型湖泊中均属罕见。这项成果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科技成果奖。此后，又相继主持开展“东湖渔业稳产高产试验与生物生产力的研究”和“东湖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与生物生产力的研究”，分别获中国科学院技术改进奖二等奖（1982年）和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988年）。1979年，他提出了“人类经济活动对湖泊生态系统的影响”这一研究课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国际“人与生物圈”科研项目中。20世纪80年代，又开始从富营养化角度研究东湖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和生物生产力问题。刘建康关于淡水生态学的有关学术思想不仅经受了理论和实践的检验，也为水生生物研究所的水生生物学研究确定了主攻方向，并创建了东湖湖泊生态系统实验站、淡水生态和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东湖湖泊生态系统实验站作为我国淡水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已成为中国科学院“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的重点站和“人与生物圈”的观测站。1989年国际湖泊环境委员会（ILEC）与联合国环境计划署（UNEP）联名出版的《世界湖泊环境数据书》专门介绍了东湖的工作，并指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科学活动，使东湖成为世界湖泊学家最熟悉的中国湖泊之一。” 刘建康所撰写的《长江中下游的湖泊》一文在介绍浅水湖的生态学特点之后，着重论述了西方发达国家所忽视而为发展中国家所重视的渔业利用的观点和实践。该文1984年已作为《世界的生态系统》丛书第23卷中的一章由荷兰埃尔塞维（Elsevier）出版社出版。

目前，东湖生态学研究工作正以既要发展渔业，又要保护环境为宗旨，通过恢复水生植被设计合理渔业结构，以建立优化示范模式，进而为长江中下游湖泊的合理开发利用提供决策依据。

放眼我国淡水生态学研究，正方兴未艾，而溯其肇端，刘建康功不可没。

学术成果

1944年发表的《鳝鱼的始原雌雄同体现象》一文引起国际动物学界的关注。1949年后，着重开展鱼类生态学、淡水生态学的研究工作。参加并领导湖北省梁子湖的鱼类生态调查研究，长江干流上、中、下游鱼类生态调查研究，为我国淡水鱼类的生态学提供了系统的第一手数据资料。参加和领导的武汉东湖渔业稳产、高产试验和水体生物生产力研究，与后续的东湖生态学研究，使东湖渔业生产获得高速发展，并从理论与实践上为发展中国淡水渔业与淡水生态学作出了贡献。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84年1月至1992年4月任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主要论著

刘建康

1 伍献文，刘建康.口喉表皮是鳝鱼的主要呼吸器官.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丛刊，1940，11：221-239.

2 刘建康.斗鱼的渗透压调节与“氯化物分泌细胞”.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丛刊，1942，13：15-20.

3 刘建康.鳝鱼的始原雌雄同体现象.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丛刊，1944，15：1-8.

4 刘建康，伍献文.鲤鲫的人工杂种.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丛刊，1945，16：27-30.

8 刘建康.养鱼池单位面积产量试验.水性生物学集刊，1955，1：25-43.

9 刘建康.梁子湖的自然环境及其渔业资源问题.太平洋西部渔业研究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10 刘建康.从生物生产力角度看湖泊渔业增产的途径.海洋与湖泊，1964，6：231-235.

11 刘建康.关于淡水生物学发展的方向.水生生物学集刊，1979，6，（4）：465-470.

12 刘建康.东湖渔业增产试验综述.海洋与湖泊，1980，11（2）：185-188.

13 刘建康，陈敬存.加强对水面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国国土整治战略问题探讨.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

14 刘建康，陈洪达.对武汉地区渔业发展战略的探讨.水库渔业，1984，1：2-5.

16 刘建康主编.东湖生态学研究（一），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

17 刘建康，何碧梧主编.中国淡水鱼类养殖学（第三版），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

人物评价

刘建康先生一生对鱼类学和淡水生态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上世纪40年代，他在世界上首次揭示了黄鳝的性别转变规律，为低等脊椎动物性别分化机理的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50年代起，先后总结了我国池塘养鱼和大水面渔业利用的经验，显著促进了淡水渔业的发展；他主持开展了长江鱼类生态的调查，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有关淡水鱼生态的最系统、最完整的调查工作，并成为后来论证葛洲坝和三峡大坝对鱼类生态影响的重要依据。他首创以系统生态学概念开展淡水生态学研究，领导开展的武汉东湖生态学研究历时40余年，确立了我国湖泊研究在世界湖沼学界的重要地位。

刘建康先生充满爱国情怀。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随老一辈科学家怀着科学救国的信念，为保存中国科学火种辗转搬迁，继续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在出洋求学后，他毅然选择回来报效祖国。在新中国成立后，为解决人民吃鱼难的问题，他把研究方向从鱼类实验生物学转向鱼类养殖学和生态学研究，积极推动池塘养殖和大水面养殖技术的发展并多方呼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我国淡水渔业产量的稳步提高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

刘建康先生是一位勇于创新、善于掌舵、提携后辈的科学大师。他总结出的治学格言“重视科学实验，着眼社会实践；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权威；独立思考，敢于创新”是他科学人生的生动写照。他不仅自己做出了改写教科书的重大发现，还带领团队开展大规模调查研究，无私地把科学灵感分享给同事、晚辈，直接导致了团头鲂的发现、养殖、推广等许多重要成就的取得。在担任水生所所长期间，他更是从国家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需要出发，把水域的生态学研究确定为水生所的长期主攻方向，对研究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受他直接指导、推荐、使用的一大批科研骨干和学生，成长为我国水生生物学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

百年人生，碧水丹心。刘建康同志是优秀共产党员楷模，是中国科学家的杰出代表。从事科学研究七十余年来，他始终把追求真理、报效国家作为人生目标。他为我国淡水生物的资源利用和可持续发展，为揭示淡水生物与环境的科学规律，为淡水生物学的学科建设，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一生是中国科学界自强不息、奋力拼搏，努力跻身于世界科学之林的缩影和光辉写照，他的逝世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和我国淡水生物学界的巨大损失。我们深切怀念刘建康先生！沉痛悼念刘建康先生！

刘建康先生安息吧！（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评）

刘建康-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