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复戡(1902—1989)，原名义方，字百行，号静龛，40岁后更名起，号复戡，以复戡号行，鄞县梅墟（今属邱隘镇）人，迁居上海。幼承庭训，涉猎经史，好习书画。7岁能作擘窠大字，吴昌硕称为“小畏友”。16岁时篆刻作品入选扫叶山房出版的《全国名家印选》，17岁参加海上题襟馆，师事吴昌硕，与冯君木、罗振玉、康有为等过从甚密，获益良多。南洋公学毕业后留学法国，回国后历任上海美专教授、中国画会常委。新中国成立后，从事美术设计。

概况

60年代由上海迁居山东济南、泰安，80年代返寓上海。历任政协山东省委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

朱复戡

际技术经济研究所上海分所高级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上海佛教协会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西泠印社理事等职。1989年，上海成立朱复戡艺术研究室，任名誉主席。同年逝于上海。书法四体俱佳，尤擅篆籀，厚重朴实，别具风格。篆刻得吴昌硕亲自传授，1922年出版的《静龛印集》由吴昌硕题写扉页。后又出版《复戡印存》、《朱复戡大篆》、《朱复戡金石书画选》、《大篆字帖》等。

书法生涯

朱复戡五岁时，父亲命其用毛笔蘸清水在青砖上练字，因为清水在青砖须臾即干，干了再写，便于反复练习。朱复戡幼年时懒，最怕磨墨，所以用青砖，免却磨墨之苦。六岁，从翰林王秉兰学习《说文解字》和《史记》，后又学其《石鼓文》。七岁为上海怡春堂写春联，每对两块大洋，而当时的吴昌硕先生的对联润格是四块大洋。有“七龄神童朱义方”之称。十二岁为日本船写“丰田丸”；为宁波阿育王寺写“大雄宝殿”横匾。

青年时朱复戡加入“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时年17岁，为最小的会员。吴昌硕称其为“小畏友”。

1919年，在北泥桥北京路瑞康里朱宅，一个自称姓张名爰，刚从日本学习绘画回国，在上海“九华堂”看到朱老先生的字画，十分心仪，特来投师。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张大千。当得知朱义方是一位刚刚二十还不到的年轻人时才作罢。

神童朱义方的名字引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总理张蹇叟（美翊）的注意，又得知也同为鄞县人，便四处打听。一次在波宁同乡会询问此事，对方正是朱先生的父亲，便提出相见。当父亲做好了准备，要带他去时，他说：“有人要见我，怎么还得去他那里？”小小年纪，表现出一副清高相。

张蹇叟主动做他的老师，耐心赐教，一直到老师晚年返故里定居之后。朱复戡故居中存有张蹇叟写给他的信近二百封，除了一些要他代书所拟贺件之外，内容多为指导他读书、为艺、做人。朱先生对这位恩师一直恭敬顺从，终生感恩不尽。

张蹇叟老人晚年生活清逸，好交游，出于悉心栽培这位年幼的爱徒，带他会见过许多贤达名流，文坛大家。康有为好客，他的家里常常成为朋友们聚会之地，清茗散香，厅堂宽敞，或漫无边际畅谈，或切磋诗词文章，高雅文风，郁馥芳馨。座上常客有冯君木、朱古微（孝臧）、沈曾植（寐叟）、罗振玉、郑孝胥、徐乃昌（积余）、章乙山等。硕彦雅集，给朱复戡先生良好熏陶，得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几案上一只考究的宜兴壶，因爱其精美，不时注目凝视，渐至品茶，是从这里开始的。

一日，学问家们反复推敲字句，他也即兴插言，将拟定的字句，再作更动，口出珠玑，令长辈们拍案叫绝。康有为称赞他：“江南神童，名不虚传。”

1982年1月朱复戡集中精力，将十余年苦心编著的《朱复戡修改补充草诀歌》定稿，最后书写一通。朱复戡对草书的草法特别重视，对古人也十分挑剔。他曾将《怀素自叙帖》在的不合草书法度的草字定为“错字”——于帖上为之修正，共76字。然后跋道：“伯英草圣，羲献继之，献不及羲，代有定论。怀素书学大令，略窥堂奥，便欲菲薄右军，固是狂僧；然其笔冢，差堪媲美池墨，功力自深，故与伯高、过庭并称唐草三家。…”朱复戡按照原草歌诀的体例形式，增补成《朱复戡修改补充草诀歌》。

1982年冬重建《泰山刻石》

金石生涯

朱复戡先生一刻不停地在艺术悬崖峭壁上披荆斩棘，奋力攀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艺术成就。朱复戡先生既天资睿哲，又博识覃思。为研艺理，他宵旰夜寐，夜以继日，上穷商周秦汉魏晋，下逮隋唐宋元明清，于艺术真可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无论金石书画，古诗古文古词，青铜古玉，无不精详。兹举一例：泰山刻石历经两千余年的磨劫，仅余九个半字，朱先生极痛惜之，至到先生晚年，凭积年所学，殚精沥血，力复全文223字，引起海内外轰动。还有后来峄山刻石的复初原貌，先生所做的都是前代人所未能及的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近个世纪以来，随着甲骨文的发现和一批批青铜器、古玉器的出土，对古文物的辩识、考证、研究，也相应需要象朱复戡先生这样的大师，是时代产生了朱大师，同时朱大师也融入了这个时代，献身了这个时代。再举一例，秦诏版的出土，如果没有大师的卓识，谁能知此为何物，或许作为废铜扔进熔炉。朱先生临写秦诏版，无有能匹者。秦二世诏版短缺11字，先生研究后曾为之补缺。朱复戡先生对青铜四大国宝《毛公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大盂鼎》都作过精深的研究，对古陶文、籀文、砖瓦文、秦汉简牍的研究亦有一家之见。精研勤苦至此者实为罕见。

朱先生曾在一首诗中自述：“我本江南一布衣，自幼爱好书画刻。

闻之先辈谆谆言，书刻先须通金石。青铜白玉石刻画，穷究深研不忍释。跋履山川访名器，博览精鉴识宝物。详证纹饰辨年代，纵观文字溯甲骨。埋头苦读许慎书，象形会意细咀嚼。九千三百五十三，连首带尾腹巾纳。信手写来大小篆，史籀李斯似相识……”。正是先生治学精神的光辉写照。

朱先生一生治学严谨，不务虚声。周恩来总理生前曾提及，当前研究钟鼎文的很少，会写又能识的全国只有二、三人了，其中一人在山东。指的就是朱复戡先生。晚年的朱复戡先生致力于中华青铜文化艺术研究，他将平生收集研究的青铜古玉图纹铭文编著成《商周艺文精华集》。如今放在联合国总部的青铜器“中华宝鼎”鼎内所铸58个大篆文字即为朱先生所书，还有稍后的“诚则灵、灵则鸣”钟、“荣氏宝鼎”、“ 中华青铜九龙宝鼎”大篆铭文皆出自朱先生之手笔。先生一生尚留下大量的铜、玉、石刻印钮，至今这些艺术精品仍熠熠生辉，启迪后人，令人仰慕追念学习与继承。

绘画生涯

朱复戡先生的绘画，仅就《朱复戡金石书画选》观之，人物画有《关羽》、《锺馗》、《李清照》等，山水画有《泰山云步桥》、《双烛峰》、《西海群峰》等，花鸟画有《牡丹》、《荷》、《梅》、《秋菊》等，禽兽有《鸡》、《鹏鵾》、《鹤》、《相马图》、《熊猫》等，题材广泛，意境深邃。写意或兼工带写的作品中，写实的形体与写意的神采相互交融，取西画之长，不失为道地的民族形式的中国画创作。马公愚评价他的国画之“独癖蹊径”，在于以篆书线条作人物、山水、花鸟、走兽等各种体材，“高古雄丽，冠绝前人”。在每幅画上都作一首相关内容的诗题字，以诗配画，富于内涵，是作品的另一特色。

朱先生与刘海粟早年结为挚友，两人先后旅法归来，朱先生应聘为上海美专教授，讲授金石书画。刘海粟主张贯古通今，融会中外；朱先生尤致力于弘扬民族艺术传统，上海美专是建于民国初年富于开创精神的学校，引进西方绘画，也造就一大批成就斐然的好国画家、书法家、金石家，朱先生等教授的影响极大。

1974年作七绝《题孙育孺画水墨牡丹》，诗后有一段附记：“济宁孙育孺，余执教美专学生，与来楚生、黄若舟同班，忽将五十年矣。今楚生充上海画院画师，育孺任中央艺院教授，若舟任上海师大教授，学得其用，皆有成就，甚欣慰也。

七十年代末，西泠印社举行建社七十五周年社庆，印坛名家在杭州雅集。又得与几位美专同仁相聚，分别多年，一旦重会，格外欣喜。适为方介堪寿辰，朱先生

见故人，思华年，引起对往昔深情的回忆。

赋诗致贺：

昔共美专执教鞭，忽然五十有三年。

西泠重见逢华诞，耄耋延开诗百篇。

《寿方介堪八十》

马孟容是美专教授中才华横溢的花鸟画家，为他的一幅画，朱自清写出《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一文。他与朱先生友善，谈起有个弟弟马公愚，学业有成，从永嘉故里初到上海，意欲请作帮助。

1971年，朱先生作《悼马公愚》诗序有云：“永嘉马公愚，字冷翁，与其兄孟容，禀承家学，皆以书画斐声浙瓯。冷翁尤工篆刻，力追秦汉……所作各体书并与刻画，冠绝一时。1925年间，先后来上海，时我与孟容同执教美专，一日引冷翁来，拟在沪问世，嘱为提携。遂时过访，相互切磋，纵谈古今，所见略同。”

朱先生晚年与刘海粟友情益深，还有济南黑白龙、上海黄若舟等美专学生过从较密。至此，美专师生在世者，已寥若晨星。

篆刻生涯

朱复戡先生，一生的篆刻作品难以胜数，尚存印拓近两千张。传世的篆刻集，早年的有《静龛印集》，中年的有《复戡印集》（为缪城汪统刻），晚年的有《朱复戡篆刻》。

朱先生的书法篆刻艺术，早年受到吴昌硕的影响，两人都是诸艺兼擅博通该洽的大师，吴昌硕直到四十五岁之后，作篆刻方蜕变成熟；朱先生十六七岁便发表篆刻、出版字帖。吴昌硕多番推崇奖掖过他，介绍他参加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推荐出版了《静龛印集》，自此一生遨游于艺术殿堂的最上层。

商务印书馆出版《静龛印集》，先生二十五岁，是一部早期代表作，其中有些印尚沿袭明清印风，但也已注目于战国和秦汉遗迹，开始作古玺、拟汉印。《为疁城汪氏刻百钮专集》，完成于五十岁那年，是一部中年时的力作。一部在印坛上崛起高标典范之作。1986年亲自审定出版《朱复戡篆刻》，以中晚期作品为主，也编入一部分早年之作。可据以探究其篆刻创作发展概况。先生还用笔写印，留下大量作品，在他故后，徐葳夫人汇集遗作，主持编辑出版《朱复戡篆印墨迹》，亦逼近印蜕，足以并列共赏。另外未付梓者，遗作尚多。从这些作品，可以见其学养，见其睿智、胸襟，隐含着他心灵的颤动。也有生活经历的痕迹。

先生暮岁检阅以往作品，在一本手拓篆刻集序言中写道：“早期不够成熟，中期精湛不足，晚期苍劲有余。”在无止境的艺术道路上，一向以不断否定自我追求提高，终得苍劲浑朴炉火纯青。在两方为汪统刻制的拟古玺边跋上他申明：“混列簋斋《印举》，亦当巨玺，杰出。”“假令簋斋见此，必以为金村出土三代物也”出语极其自信。

一部《静龛印集》可以窥见这位少年艺术家的踪影。标志他早年的艺术水平。

少作“梅墟草堂”及边款《梅墟草堂（读书图）》，款属“壬戌夏百行自刻。”原在《静龛印集》中，后编入《朱复戡篆刻》。梅墟草堂是朱先生早年书斋，堂中读书人正是先生自己。在鄞县梅墟山乡，似在读书，又如静坐遐想。富于古典味的画面，看来正在研读传统的经史文集。是他青年时代读书生活的缩影。地灵出才人，梅墟特定的人文环境哺育大师成长。壬戌为1922年，先生已从震旦大学毕业，却最为重视传统文化。指导他读书做学问和临帖学书的老师是张蹇叟老人。悉心培育这位后生，一再要求他用功读书，曾经写道：“多读书，自然有豁然贯通之日……，汝譬如小儿学步之人，老夫为汝引路，然后前途光明，不入黑暗”。早年即奠定了坚实的学养基础，他深为自信地倡扬：“刻印刻什么？学问而已”。他的篆刻作品承载渊博学识与书法功力、才华、睿智。

“半日读书，半日静坐”一印，作于弱冠之年。静坐者，正潜心思考。学养与博闻巧思相凝聚，构建浓郁的审美情趣，塑造了作品的厚度、深度。

静龛以弱龄刻印，直登作者之堂。上海言刻印者，交推吴氏昌硕，其人年已八十，静龛适年十八耳，造诣已浸逼昌硕，时有突过之者。顷日为余刻石数方，客有持示昌硕，阳（佯）赞其能，思以绐之者，昌硕不能遽别，遂致逊词，客相引而笑。静龛天才绝伦，异时成就，殊未有涯矣。

至今保存下来的一张当年张蹇叟为他拟定的篆刻润单，计价高于吴昌硕，在高手如林的大上海，气派独出，技艺精绝，“争胜印人”。

先生篆刻，得力于《石鼓》，也得力于秦刻、秦诏。“秦诏铜量之楼”是一方自用印，印款为缩刻一世、二世诏版。他曾经说：“出土诏版很多，书法优劣可鉴，将好字挑出来，集中写一诏版，则是源于诏版，复高于诏版”。如此摹古，实为创作。先生早年即有“诏版专家”之誉，缘于善学，更因善用。参差错落的诏版特色，显见于他的各体书法，也见于篆刻作品。借鉴古刻，突显个性，形成独到艺术特色。在先生小篆印作品中，之取法于秦代诏版，实甚显著。

得力于商周金文。是先生篆刻创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他说：“（听了缶老提示，）我把《说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背得滚瓜烂熟，又把《石鼓》、诏版朝夕临摹，有此基础再上溯三代金文”（《怀念吴昌老》、《书法》1984.5），从而神往远古，倾注于青铜文化，在拟古玺的领域里，拓开新天地。在他的多种体式的作品中，其拟玺之作，尤其别具风采，为世所重，沙孟海先生作评价曰：“当今书刻，尤以治古玺者，应推老兄第一。”。

先生早年曾经模拟多种书风，稍后，行草书得力于二王，大篆承袭三代，小篆承秦汉。对篆书之精熟，正直接有益于他的篆刻。

个性强烈的拟古玺作品，形式上取法商周古玺，用字与他风貌独出的金文书法相近，成就了作品的独特精神。马国权《近代印人传》中对朱先生作品评价曰：“金文喜作商末周初之体，气势雄劲，凝重浑穆，每以增点填实及加重捺刀之法调节字之重心，或将笔画改正为斜，变直成曲，易方为圆，而挪移偏旁，变正为反，易左右或为上下，亦常用之，非彝铭烂熟胸中，不易为也。而作书之巧于虚实浓淡、收放，妙于长短相间，屈曲绕缭，大阖大开。虽至耄耋之年，仍气吞斗牛，阴刚之气慑人心魄，揆诸历代书法大家，亦不多见。”其篆刻美学主张，一如对于书法，笔写的字与刀子镌刻的字具有共同的精神品格。

造谐精深的书法家作篆刻，必然注重书写效果，重印文布局精到的安排，挥刀镌刻，只是表现手段。刻印一生，到晚年有印文曰“挥将寸铁刀如笔”，刻字上石，将篆刻刀视为“铁笔”，以刀代笔，“有刀如笔”，似在印石上写字，写出生动的富有感情的线，写出婀娜多姿变化不穷的字形，写出磅礴浑穆的气势。

精通古文字学是作篆刻的前提。朱先生从蒙学之年着意练字，他的述艺作古风《白头吟》，开篇写道：“我本江南一布衣，自幼爱好金石刻（后改为‘书画刻’。）闻之先辈谆谆言，刻石先须通字学（后改‘书刻先须通金石’）。埋头苦读许慎书，象形会意细咀嚼。”“先须通字学”，一个“通”字，谓深究，谓精研，谓博通，深有分量。由许氏《说文》入手，弄通六书，证古文字之演变，对于古代文字，以致将《说文解字》的九千三百多字，“连首带尾腹中纳”。在刻印之初，力攻这种扎实的基础学问。所作篆书和篆刻文字结字精确审慎，经得住文字学准则的检验，作篆刻印同时，尤重古代文字研究，解决了古玺印用字的诸多难点。

气势磅礴和内涵丰富造就感人的效果。他一方面视篆刻为“小玩艺儿”，可信刀立就。又格外重视这种艺术形式，在方寸天地里极其投入地精心创作，展现智慧，完美的形式，可见其人，可见其心，博大的襟怀，铸就璀灿的篆刻艺术作品。

学识融入篆刻，虽方寸天地，却容量醇厚，品位至高，就印文论，大凡吉语印多词语讲究，意蕴深邃，余味隽永，发人深思。

“我得无诤三味，人中最为第一”，亦印文、佛像和楷书铭文相互结合之作。这类作品，图文相辅，更见书、画、刻的功能。是承前启后推陈出新的富于创造性的表现形式。

多字边款为先生之所长，如缩刻《石鼓》全文、缩刻秦代二诏，皆工程浩繁，喜欢在边款上做文章，边款重于印文，起自于先生早年，以此大大扩展了印章边款的容量，丰富了边款的形式、内容，显见书法功力。较之印文，他甚至花费更大精力镌刻款识。

苍劲浑朴，雄强茂穆，气派博大是朱派篆刻总的风貌，如“猛士如云唱大风”一般的气势，充沛的生命活力，强烈的视觉冲击，极具感染力，震撼力。此外作品中也不乏娟秀工稳之作，具有另一番审美品位。

《静龛印集》为早年印风作结。古玺“沪战劳军文物”作于三十八岁那年。 “ 疁城汪氏忒翁之玺”，作于五十岁时，标志着个性印风的形成。与他晚年拟玺作品面目接近。较之他的书法，篆刻风格定形较早。

大气磅礴先生治艺，讲究气派，乃个性气质使然，见于他的书法，也见于所作篆刻，表现在拟古玺，也显现于拟汉印。

和谐统一以诸体篆书字刻印，皆笔势谐调一致，体势统一，绝无相悖之处，先生作印，最重于此。他谙熟六书，结字繁复多变，得心应手为之。

朱复戡（金石书画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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