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权（1919年3月－2017年3月），男，汉族，1919年3月生，吉林农安人，民建成员，中华大学工商管理系毕业。

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席，第七届、八届中央委员会名誉副主席等职。

万国权同志因病于2017年3月23日13时1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人物生平

1940——1945，重庆中华大学工商管理系学习；

1945——1947，成都市直接税务局税务员，沈阳直接税务局课长；

1947——1953，天津利中酸厂股份有限公司经理；

1954——1957，公私合营后任天津利中酸厂副厂长，天津染化公司副经理；

1957——1963，天津市河东区工业局副局长、区工商业联合会主委；

1964——1977，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秘书长；

1977——1983，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委，民建天津市副主委；

1983——1993，民建中央副主席、执行局主任，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

1993——1994，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

1994.03——增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94——1997，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

1997——民建中央名誉副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

1998.03——2003.03 ，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人物经历

万国权一直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从小就没有穿过买来的衣服和鞋子，而是年迈的奶奶戴着老花眼镜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

万国权从小就崇拜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后随父移居天津，就读于南开中学，与两位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温家宝是校友。在南开就读时，他与张学良的五弟张学森同窗并同住一室。

大学毕业后，万国权先后在成都、沈阳的税务局工作，充分见识到了当时国民党官场的勾心斗角，以及人民对官僚的厌恶。有几次他到商店买东西，店员噤若寒蝉，竟然不敢收他的钱。他感到十分难堪，干脆辞去职务，回到天津，担任利中酸厂的经理，主业为生产硫酸，决心走实业救国的道路。

1949年，中国的历史迎来转折点。当时许多人劝万国权去台湾，可是他经过认真思索，决定留在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1950年，万国权加入了中国民主建国会。1954年，他率先将利中酸厂进行了公私合营，这几乎是当时国内最早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行为，成为私营企业转变为国营企业的典范。不仅如此，他还积极劝说其他工商业者加入公私合营，发挥了“骨头、带头、桥梁”的作用，成为全国知名的“红色资本家”。

从1988年起,，万国权就参与了澳门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为此曾多次到澳门听取当地人的意见, 耐心地向澳门人士解答疑问, 广交朋友。此外，作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席，他也做了大量对台工作，凝聚台湾同胞之心。

家庭生活

万国权的父亲万福麟，是东北军名将、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张学良的左膀右臂。万福麟近40岁才有了排行第二的万国权，但儿子却未因此受到父母的娇惯。

抗战爆发后，万福麟率军在前线杀敌，万国权和家人留在沦陷的天津，随时有生命危险。他遂化妆改名，带着家人逃出天津，先坐船到上海、再沿长江西进。万国权找来一辆独轮车，让母亲、妻子和襁褓中的孩子坐在车上，他双手握把、嘎吱嘎吱地推着车，一路跋山涉水、顶着日军的轰炸，终于来到大后方重庆。

人物评价

万国权同志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和我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作为东北军著名爱国将领万福麟之子，虽然家庭生活条件优越，但他从小受到进步思想影响，立下了报国志向。1936年初中毕业后，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学生爱国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官场互相倾轧、勾心斗角、贪污腐败的状况，毅然辞去公职，满怀振兴民族工业的高昂热情，回到天津担任家族企业天津利中酸厂副经理、经理，决心走实业救国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和各项事业迅速发展，民族工商业焕发了生机活力，他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民族工业才能真正得到发展，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得到振兴。1954年1月1日，他在天津率先对家族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实现了企业所有制的转变，成为天津私营企业转变为国有企业的典范。他以其亲身经历现身说法，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宣讲公私合营的优越性，对天津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起到了重要的带头和推动作用。

万国权同志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杰出领导人。1950年11月，他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从参加民建的那一天起，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自觉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在天津担任民建河东区支部主任、化学同业公会主委，民建天津市委会副主委等职时，他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团结民建会员和工商业者投身社会主义建设。1985年，他担任民建中央执行局主任，主持民建中央日常工作后，自觉发扬民建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生命不止，学习不辍”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促进民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优势、作出贡献。在担任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期间，他与领导班子成员一道，带领民建会员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充分调动广大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服务。他经常组织会内外专家学者，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改革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切实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责。1989年，他代表民建中央在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上作了《在坚持的前提下逐步完善、丰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大会发言，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多党合作的历史必然性，受到了大会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1993年，在他参与下，民建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议》，被写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宪法修正案。他热爱民建事业，几十年来为民建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深受广大民建会员的爱戴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万国权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新中国成立伊始，天津利中酸厂是华北地区唯一一家制造硫酸的工厂，产品供不应求。他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主动将硫酸产品全部交给国家包销。在抗美援朝期间，他带头认购公债，还亲自上台参加京剧义演募捐。1964年抗洪救灾时，他以个人名义捐款捐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即使身处逆境，他对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以极大的热情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之中。他争取多方面支持，充分调动原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献计出力，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巩固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积极贡献。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他坚定地拥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拥护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和方针政策。他始终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奋斗历程中，和几代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结下了深厚友谊，成为中国共产党信赖的挚友和诤友。

万国权同志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热爱人民政协事业，在担任全国政协领导职务期间，积极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各项活动，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十分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1998年率领全国政协考察团赴北京、浙江、广东、江西等地深入调研，提出的意见建议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老龄化问题也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他曾经担任全国政协京昆室主任，对继承和发扬以京剧、昆曲为代表的中国戏曲艺术十分重视，并给予大力支持。他长期致力于祖国统一工作。1988年起，担任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多次会见澳门同胞，耐心听取意见，为澳门基本法制定和澳门顺利回归作出了贡献。在担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名誉会长和全国政协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期间，尽心竭力，不辞辛苦，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积极奔走。1995年在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他代表全国政协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作了《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发言，强调“国家统一，匹夫有责”，所有中国人都要团结起来，坚持统一，反对分裂，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他多次在会见台湾客人时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他坚决反对“台独”、反对分裂，希望早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他积极开展对外交往工作，曾率团出访美国、法国、泰国、孟加拉国、斯里兰卡、柬埔寨等国家和地区，多次会见来访的外国代表团，积极宣传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等，为加深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促进中国与这些国家人民的友好往来作出了积极贡献。

万国权同志的一生，是爱国奋斗的一生，是甘于奉献的一生。他坚持原则，为人坦诚；顾全大局，团结同志；清廉朴实，严于律己。他对国家和人民无限忠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信心，为多党合作和民建事业鞠躬尽瘁。他的崇高品德和无私奉献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万国权-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爱国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