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逝世134周年」文学不朽，为争取自由的不懈斗争亦不朽

在演出的整个过程，时而有人愤怒地叫喊，有人拍手称快。演出在结束时获得了年轻的浪漫主义卫士的喝彩。在《艾那尼》上演之际时年21岁的维克多·雨果被公认为浪漫派的领军人物。在法国，浪漫派的先驱是夏多布里昂（泰奥菲尔称其为“浪漫主义的主脑”）和斯塔尔夫人（她的《论德意志》和《论文学》唤醒了一种新的精神）。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拜伦爵士、被施莱格尔兄弟取代的歌德，也许还有对莎士比亚的重新发现，足以在一种新的艺术感受的历史中充当标志，而对于此种新的艺术感受，迟钝的法国人曾长时间地将它与笛卡尔、布瓦洛和拉辛对立起来。
19世纪20年代，当浪漫主义在法国出现时，它远非一个派别，更谈不上是一支准备投入战斗的大军。人们在此至少看到了两种倾向：君主主义和基督教的浪漫主义倾向，以及自由主义的浪漫主义倾向。在1819年12月，属于第一种倾向的维克多·雨果在17岁时与两位弟兄创办《文学保守者》，这份将一直办到1821年3月的小刊物成了夏多布里昂《保守者》的补充刊物或增刊。鉴于《勒内》的创作者是公认的、无可争辩的大师，对其推崇备至的雨果在14岁时即在一本练习本中写道：“不为夏多布里昂，宁为尘土。”……雨果还在某本书中写道：“本书出版的目的有二：其一是文学目的，其二是政治目的。但是，在作者的思想中，政治目的是文学目的的结果，因为人类历史只描述那些被认为达到君主制观念和宗教信仰高度的诗歌。”
身为保皇派和天主教徒，这就是初出茅庐时的雨果。浪漫主义的两种倾向，即保皇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在路易十八驾崩时并未形成统一。雨果始终站在具有正统观念者一边。新国王查理十世授予他和拉马丁一样的荣誉勋位勋章，并邀请他出席在兰斯举行的加冕仪式，向他显示自己的好意。5月29日，在大教堂里举行了被雨果称作“令人陶醉”的加冕仪式。在兰斯，他又遇到夏多布里昂，并陪后者上了他的马车。
回到巴黎后，雨果着手写起查理十世加冕礼的颂诗《查理十世的加冕礼》，同时拉马丁也在创作《加冕之歌》，对此极为高兴的国王让人赏赐他们各1000法郎——这一数额相当于雨果兰斯之行的开销——并让国家印刷厂编印其诗歌，邀请雨果前来觐见，并请他在色佛尔皇家制造场用膳。这对于年轻的雨果夫妇来说堪称意外之喜。
加冕仪式只是一种休战。维莱尔始终在台上执政，他奉行的是反动政策，这在对付报刊方面表现尤甚。由当局资助的报纸，如《白旗》和《法兰西报》把夏多布里昂当作“失去理智的革命者”。自由派浪漫主义者和保皇派浪漫主义者之间明显达成了和解。雨果一直是保皇主义者，但他从此以后亦认为，文学方面的自由须以政治方面的自由为条件。在写于1828年的《短歌与民谣集》的序言中，他对古典主义者予以指责：“总而言之，我们同意人们根据以上的观察对所谓古典主义的和浪漫主义的两种文学所得出的结论：整齐是平庸者的趣味，秩序是天才的趣味……按照那些自称古典主义者的作家们的说法，谁要是不亦步亦趋地追随前人踏出的脚印，那便是离开了真与美之路，这些作家把艺术与旧法混淆了；他们把车辙当作了道路。真是大错特错！”1827年1月，《环球报》的主人杜布瓦为弥补他的报纸过去对雨果的不公而操心，分派圣勃夫分析《短歌与民谣集》，要其通过表示欢迎予以鼓励。圣勃夫发表在1月2日和9日的两篇文章对雨果的优点和不足做了透彻的评述。这两篇文章亦引起圣勃夫本人从空论派批评家转变为浪漫主义批评家。两人之间由此再次产生友谊。在随之而来的一个月里，维克多·雨果具有政治特征的小小戏剧性变化是发表了一首题为“献给旺多姆广场纪念柱的颂诗”的诗歌，这是他首次赞颂拿破仑及其大军。
1827年1月24日，一起小小的事件成了契机：在奥地利驻巴黎使馆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已经接到命令的接待员以平民之口宣布四位帝国公爵的莅临。这是在外交上小小的宣战。人们可以在《雨果夫人回忆录》中读到：“面对奥地利的冒犯，维克多·雨果已感到他不再是个旺代分子，而是个法国人。”

维克多·雨果
 
雨果的传记作者们已经注意到，诗人曾厌恶拿破仑如同厌恶与母亲索菲分居后的父亲，帝国时期的将军莱奥波德·雨果。父子之间的和解是在索菲去世后、维克多与阿黛尔结婚时开始的，并在维克多前往布洛瓦拜访其父的过程中得到证实。与父亲的和解除去了最后的障碍。
《献给旺多姆广场纪念柱的颂诗》深深地刺激了极端保皇派的报刊，后者为此甚为愤慨。两种浪漫主义团体，即保皇派的浪漫主义团体和自由派的浪漫主义团体之间的分野已逐渐淡化。仍然还是在1827年，雨果一家乔迁新居，从沃吉尔街搬到田园圣母街一幢带有花园的城市住宅，它有足够的空间让雨果去建立“文社”，这一文学团体汇合了聚集在军火库图书馆、《环球报》编辑部中的作家：戈蒂埃、拉马丁、缪塞、奈瓦尔、德拉克洛瓦、大卫·丹格尔……这就是既在文学原理的基础上，同时又在或多或少因性格而信仰的自由主义基础上结合在一起的浪漫主义派作家。他们有一个首领雨果，有一个沙龙，有一份报纸《环球报》。大军业已就位，准备发起进攻。被指定的战场是剧场：在那里，既可能声名鹊起，又可能名誉扫地；在那里，作家可以直接与公众接触；在那里，激情会激化。
在经历摸索和分裂的年月之后，浪漫派首先通过诗歌，继而通过历史小说，最后通过戏剧得到了公众的承认。浪漫主义与政治的联系在逐渐改变。19世纪20年代初，追随夏多布里昂的雨果、维尼、拉马丁高举诗歌大旗，他们反对百科全书派冷静的理性和启蒙时代的观念学家，并拥护一种带有天主教色彩的保皇主义，最终成了王位与祭坛联盟的鼓吹手。再次勃兴的诗歌似乎与反革命和极端保皇派的政策结成了同盟。
与此同时，由斯塔尔夫人著作引向浪漫主义的另一种倾向在自由派阵营中勾画了它的位置。在夏多布里昂失宠和《环球报》创办的1824年与《〈克伦威尔〉序言》发表的1827年之间，各浪漫主义派别汇合在了一起。如果说自由派还在反对他们，那么他们的主要对手从此以后被定位为右派，即在查理十世政权及其审查官的阴影之下，要求艺术方面的自由，同时也要求新闻自由、表达自由和政治自由同步。雨果写道：“正是自由原则……将如同其已革新了社会一样革新艺术。”诗人即将成为预言家、摆脱了教会束缚的向导、18世纪哲人的继承者和新的世俗化的精神力量。未来的人道主义的浪漫主义、社会浪漫主义正在显现。
 
成为共和派
对于维克多·雨果来说，二月革命并不是让他感到高兴的恩赐，拥护立宪君主制的他对共和国感到恐惧。他是显贵中的一员，甚至颇为富有。从1841年起就是法兰西学院院士的他，在1845年又被选入贵族院。确实，他的私生活一度成为报纸专栏谈论的中心。他周旋在妻子阿黛尔和情妇朱丽叶·德鲁埃之间，为后者在圣阿纳斯塔斯大街租了一个底楼的房间。另外，他还在皇家广场（即今天的孚日广场）装有暗门的阁楼里同各种各样的人幽会，其中有唯利是图者、女喜剧演员以及容易被勾引的女人——这一切对他来说是无须考虑后果的家常便饭，直到有一天丑闻曝光，1845年7月5日，在圣罗歇大街一间连同家具出租的房间内，雨果与莱奥尼·比亚尔·道内一起突然被头戴绿帽的丈夫带来的警察发现。莱奥尼当场即被逮捕并被关进圣拉扎尔监狱，她在那里一直待到了9月10日。一个法兰西贵族院的成员当场被捉奸，报刊对此大肆渲染，雨果的朋友对此感到遗憾，国王则建议诗人去乡下避避。但罪人依然待在巴黎，只是躲在朱丽叶家中闭门不出，而后者对这段插曲并不在意。事件最终得到平息；除了当场被抓，雨果并没有什么错。1846年2月14日，他在贵族院发表第一次演讲，其主题是艺术作品的属性。在接下来的3月19日，他冒着风险登上另一个政治舞台：同年2月，在奥地利和俄国无情镇压波兰人民的起义之后，波兰又爆发新的起义。因为雨果冒失的通奸行为而心情欠佳的议员们，以同样冷淡的态度听取蒙塔朗贝尔为波兰人民的事业所做的辩护和基佐重申法国的中立态度。然而，雨果的发言显示出这位未来杰出演说家的才能：“先生们，波兰民族曾经光荣，理应得到尊重。法国应当告知君主她设置了一个期限，以及她要阻挡野蛮人。当法兰西说话时，全世界都在倾听；当法国在引导时，世界得在精神方面担负起一项神秘的工作，即让权利和自由、人性与理性的观念在所有民族当中产生。”
当二月革命爆发时，他支持埃莱娜·德·奥尔良摄政。在埃莱娜·德·奥尔良和儿子到达众议院时，雨果正在他那个区的皇家广场上。当时，广场上黑压压的满是人，区长欧内斯特·莫罗陪在他的身边。雨果一心所想的就是在不会激起在场者热情的情况下在市政厅阳台上宣布摄政的消息。他从那里朝巴士底广场走去，在路上与示威者和手持武器的起义者擦肩而过。他爬上七月革命的纪念柱，对着人群大喊：“国王退位了！马上要宣布摄政了！”但是，人们不满地抱怨：“不要摄政！”一个穿工作服的人拿起步枪对准雨果，对他喊：“闭嘴，你这个法兰西贵族院的成员！打倒法兰西贵族院的成员！”雨果提高声音说道：“是的，我是法兰西贵族院的成员，我说话也像个法兰西贵族院的成员。但我效忠的不是某个君主，而是立宪君主制。只要另一个政府尚未建立，效忠立宪君主制就是我的义务。我一直在想，不管是何种义务，人民总不会喜欢有人不履行他的义务。”

二月革命
 
雨果不得不归顺共和国。他和拉马丁碰头，后者提出先让他当第9区区长，然后担任公共教育部长。他没有接受。他并未和革命运动步调一致，他之所以和拉马丁碰头，是为了消除两人之间的差距。不过，他完全赞成临时政府最初的一些措施，尤其是废除政治犯的死刑——2月27日，他告诉拉马丁，“这是一项崇高的举动”。此外，拉马丁刚刚让他的儿子夏尔·雨果进入内阁。
3月2日，他在皇家广场种了一棵自由树，这一广场重新改名为孚日广场，雨果以一句“普遍的共和国万岁”结束演讲。他的立场已经确定：尽管他对刚建立的新政权还带有种种成见，但他还是充当了制宪议会的候选人。
……1851年12月2日早上，在纪念拿破仑诞辰以及奥斯特里茨战役的日子，雨果获知在前一天晚上，陆军部长圣阿尔诺率领的军队逮捕了亲王－总统的主要对手梯也尔、拉摩里西尔将军、卡芬雅克、尚加涅和贝多，波旁宫被占领。在总统同父异母的兄弟、部长莫尔尼的布置下，宣布解散议会和恢复普选制的布告到处都是……雨果想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在3天时间里，他四处奔波，跑到大街上向人们呼吁，印制传单，和左派代表以及不愿意接受政变的右派代表商议。但是，他不得不屈服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巴黎人民并没有起义，他很高兴看到卡芬雅克和梯也尔被捕，他无法忘却六月起义的镇压、随后产生的各种反动法律以及对普选权的各种攻击……依然是自由派议员聚集在第10区的区政府，投票通过罢免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决议。这纯属浪费时间，他们也遭到逮捕。左派想要用武力对抗。12月3日，巴黎街头筑起街垒，议员博丹在其中一个街垒被枪杀。他将是共和国对政变进行抵抗的象征性人物。参加抵抗的工人为数不多。12月4日，大街上发生枪战，100来个牺牲者一下子让波拿巴刚建立的政权笼罩忧郁气氛。外省的抵抗更持久一些，东南地区尤甚。因为风湿病而离开巴黎的拉马丁重新起草了一篇谴责政变的文章，但并没有发表。雨果不得不躲藏起来，以避免被捕。他带了一本名为朗万的护照，于12月12日到达布鲁塞尔。朱丽叶·德鲁埃在第二天带着塞满雨果手稿的箱子和他会合。2月14日，雨果开始着手写作关于政变的记述，这一作品将被取名为“一桩罪行的历史”。他开始了流亡生涯，这种流亡一直持续到1870年9月初帝国军队在色当遭到惨败。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雨果在《惩罚集》中称小拿破仑为篡位者。拒斥1859年大赦的《悲惨世界》（1862）作者，在被视为那个时代最伟大作家的同时，也被公认为共和国的化身。
 
至高荣誉
维克多·雨果病了，1885年5月22日，各报将这一消息通告给他们的读者。塞、阿利克斯和维尔皮安三位医生发布了一份公报，里面宣布了他们的诊断结果：肺部充血。5月20日，尽管病情“相对稳定”，但“病情发展趋势不容乐观”。次日，形势变得“令人不安”，“心跳越来越微弱”。5月23日，星期六，各家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大字标题宣布：1885年5月22日，星期五，13时27分，维克多·雨果去世。他一共活了83年2个月零26天。
在雨果曾经担任议员的参议院，议长勒鲁瓦耶宣布了雨果逝世的消息，并认为“他是60年来让全世界敬佩，理应值得法国骄傲的人”。为表示哀悼，参议院取消了当天的会议。是日，众议院亦没有举行例会。巴黎的市政委员会也效仿了参议院的做法。在铭文与美文学院，人们也取消了会议。在罗马，议会会议也因为克里斯皮而被中断，此人通过电报提醒大家：“维克多·雨果的去世不仅仅是法国的巨大不幸，也是文明世界的巨大不幸。”在法国的所有市镇，市镇议会都降半旗以表示哀悼；在国外，许多报纸特意为此开辟专版。
人们很快就知道了诗人的最后愿望，相关遗嘱是在2年前立下的：
 
我要把5万法郎捐给穷人。

我希望自己能躺在穷人的灵车上前往墓地。

我拒绝所有教堂为我祷告，我要求一种为所有灵魂进行的祷告。

我相信上帝。
 
雨果死了。对当局来说，问题在于如何在满足雨果遗愿（用穷人的马车来运送灵柩）的同时让他的葬礼变得更为庄重。总理亨利·布里松向议会提交了一个议案，要求为雨果举行国葬，在418名议员中，有415人投了赞成票。议长夏尔·弗洛坎建议为此拨款20000法郎，“65年来，对我们法国人而言，他的声音和我们民族最令人悲痛而又最为光荣的经历联系在一起，几代人为他的热情所陶醉，受到安慰和鼓舞。我们中有谁会不从内心深处去感激他？我们的民主制为他而哭泣。他曾经讴歌了民主制的种种伟大之处，同情过各种各样的处境悲惨者。弱小和卑微的人总是对他的名字产生敬仰之情，深知这位伟人关怀着他们……”弗洛坎的演说多次被掌声打断。
“至高荣誉”这个词挂在每个人嘴边，出现在每个人的笔下。葬礼的日期被定为6月1日。5月30日星期六，人们把雨果的尸体放到灵柩当中，直到星期天的凌晨才把它运送到凯旋门下的灵柩台。等了一夜的人们对着灵车高喊诗人曾经熟悉的口号：“维克多·雨果万岁！”凯旋门被巨大黑纱包裹起来，并饰以刻有雨果作品名称的盾形纹章。侧面悬挂着维克多·雨果的相片，相片的下方是两位吹奏着充满激情的军号的名望女神。
遗体被放置在巨大穹顶下已加高12阶的灵柩台上。人流连续不断，成千上万的崇拜者、狂热分子、心怀感激的男男女女，从通往凯旋门的各条大街赶来。整个半天和大半个晚上，香榭丽舍大街上挤满了人，两排胸甲骑兵手持火把照亮了凯旋门。从6月1日上午5点开始，人群又重新汇聚，军号齐鸣，信使不断带来花环，摆放在灵柩台周围。11点的时候，瓦勒里昂山方向传来21响炮声，宣告葬礼的开始。在共和国卫队演奏了肖邦的《葬礼进行曲》之后，官员们开始在已经搭好的讲台上发表正式的讲话。他们当中的一员说道：“我们出席的不是葬礼，而是加冕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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